自然科学一等奖_周其林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时间:2021-09-05 02:14       来源: 未知
2020年1月10日上午,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被视为“性最强、科学价值最高”的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颁给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周其林团队的“高效手性螺环催化剂的发现”项目。
“互为镜像,而不能重合”——这种手性现象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大到宇宙星云,小到分子结构。不同手性的分子结构相似而性能不同,甚至大相径庭。在用于治疗的药物中,有许多是手性药物,手性药物的不同对映异构体,在生理过程中会显示出不同的药效。
然而,在一般化学合成中,手性分子的这两种对映异构体出现的比例是相等的,所以对于医药公司来说,他们每生产一公斤药物,还要费尽周折,把另一半分离出来。能像“酶”一样精准、高效地创造手性分子是科学家的梦想和追求,不对称催化由此诞生并成为创造手性分子最有效的方法。
周其林院士团队的工作,主要是在不对称催化领域,寻找或者设计新的更高效的手性催化剂。
经过20年的持续努力,周其林院士带领团队发展出一类全新的手性螺环催化剂骨架,基于这类骨架设计合成了一系列手性螺环催化剂。手性螺环催化剂在许多不对称反应中都表现出很高的催化活性和优异的对映选择性,在多个不对称催化反应中保持了最高的催化活性和对映选择性记录,特别是超高效的手性螺环铱催化剂在酮的不对称催化反应中转化数达到450万,成为迄今为止最高效的手性分子催化剂。手性螺环催化剂将手性分子的合成效率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改变了人们对人工催化剂极限的认知。
在发展手性螺环催化剂的过程中,周其林院士团队还系统发展了手性催化剂的设计方法,提出了“刚性骨架提高催化剂手性诱导能力和稳定性”的设计思想,为发展新型手性催化剂提供了理论依据。手性螺环催化剂使多个不对称催化反应由“不可能”变成为可能,拓展了不对称催化领域。团队发现的手性螺环双噁唑啉铜和铁催化剂,将数个金属卡宾对杂原子—氢键的不对称插入反应由原来没有选择性或者很低选择性发展成为具有很高选择性的有用反应。
手性螺环催化剂已经被广泛应用。系列手性螺环催化剂被列入国际著名试剂目录,已在200多个不对称反应中得到应用,并且被用于多个手性药物的生产。手性螺环催化剂显著推动了合成化学学科的发展。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从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透视原始创新科技

开栏语
原始创新,是“从0到1”的突破,常常意味着漫长而艰难的探索,过程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结果也是难以预料的。因此,人们更热衷于“1到N”的技术应用和提升,用技术集成回避关键技术问题的研发,有时候更是回避那些“卡脖子”技术背后的科学问题,不敢“碰硬”。但实际上,科技发展没有“从0到1”的突破是不行的。
近日,科技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等5部门联合制定《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中国科学报》特别推出“寻找‘从0到1’的密钥——关于原始创新的启示”系列报道,通过剖析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创新案例,试图找出原始创新背后的逻辑,分析目前我国原始创新所面临的各方阻力,以期获得启示和思考。
中国现代科学事业从民国初年起步,至今不过一百余年。20世纪上半叶,由于内忧外患,科学事业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科学事业得到党和政府的空前重视而迅速发展,重大成果不断涌现。
1956年,国家首次颁发科学奖金,当时的评选范围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取得的科学成果,获得一等奖的三项成果至今被公认为具有国际一流水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科学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注意,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联合美国化学会等专业学会,在美国科学促进会1960年年会期间举办了一次新中国科学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中国科学的快速进步非常值得重视。事实上,随着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两弹一星”、胰岛素合成等重大成果相继完成,与20世纪上半期相比,中国科学可以说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遗憾的是,十年动乱打乱了中国科学前进的步伐。而国家科学奖的评选则早在第一次评选后就中止了。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过拨乱反正,中国科学事业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国家重建了科技奖励制度,追认1956年第一届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为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于1982年评选出第二届国家自然科学奖,其中一等奖包括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研究、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等9项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的重大成果。1987年第三届一等奖成果达到了空前的11项。然而此后每两年一度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出现了多次空缺,包括1991、1995年空缺,1999~2001年连续三届空缺(1999年后改为每年评选一次),以及2004、2005、2007、2008、2010~2012年空缺。
一般而言,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成果具有较高的性。1993年的奖励条例实施细则称:“在科学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能推动本学科或者相关学科的发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或者对经济建设有重大的影响,学术上为国际首创或者领先的研究成果,可评为一等奖。”这个标准就是要求较高的性。事实上,一等奖成果中不乏经过历史检验的、国际公认的重大成就。如首届华罗庚的“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数函数论”,被丘成桐教授称为中国现代数学家能够超越西方或与之并驾齐驱的三项成果之一,丘成桐认为华罗庚这一成果比西方至少早了10年;邹承鲁的胰岛素分子A链和B链的拆合以及“蛋白质功能基团的修饰及其生物活性之间的定量关系”等工作,也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因此,我们不妨拿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奖成果来检视我国科学原始创新能力。
十几年前,由于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连续多届空缺,曾引起科学界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原始创新在于积累,一般新中国成立20年左右就会出现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其实从历史看,我国的成果出现得比较早,遗憾的是被政治运动打断了。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科学技术,可是为什么到了上世纪末我国原始创新出现了低落的局面?除了十年动乱造成的人才断层的影响之外,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科技体制改革一度也产生了偏差,如本来就不高的科研经费进一步削减,造成了新的人才流失和学科发展波折,许多领域的学术积累再度深受影响,教训十分深刻。
随着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和1998年以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发展,这一局面迅速扭转。20多年来,国家的科技投入稳步增长,科技条件建设彻底改观,优秀科学家的待遇大幅提高,重大科技产出的数量大幅增长,质量也稳步提升。我国科技人员的国际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数都位居世界第二,2018年高被引论文占世界份额已居世界第3位。但从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获奖情况看,虽然自2013年来不再空缺,但数量并不多,个别获奖成果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而不少关键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很突出,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已成为制约中国科学发展的拦路虎。
21世纪初,由于一等奖连续空缺而引发原始创新问题讨论之后,国家部署了一系列重大科技专项,一些重要科教单位也部署了许多重大科研项目,都试图通过增加重点投入来引导产出重大成果。确实,其中一些重大项目也产出了若干获得包括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在内的国内国际重要奖项的成果,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始创新不足的现实。这种模式还可能存在过于重视硬件条件,而忽视了体制机制层面深化改革的问题。投入的增加,在成果的产出数量上可以立竿见影,但原始创新的根本重在发挥优秀科学家的个人作用,追求卓越。
从历史来看,我国重大科技成果以国家任务为导向的产出比例较高,而自由研究成果占比较少。恰恰是某些任务导向性的重要成果往往在性上存在争议。从世界科技史上来看,绝大多数重要的原始创新并不是规划得来的。科学家的创造性不但需要国家民族使命感的激发,还依赖于他们对于科学的热爱和自主探索,这就需要科学共同体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我国在科学共同体的建设和科教机构的治理制度方面还有不少问题有待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通过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成果的一些典型案例剖析,相信会启发人们对我国原始创新有关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促进深化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从而充分释放创新活力,大幅提升中国科学的原始创新能力。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访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周其林

在曾经的“985工程”高校中,有7所没有A+学科。实现A+学科零突破,就成为这七所大学的努力目标。但是,努力是一回事,能否突破又是一回事,有的努力了确实能够突破,有的努力了也未必就能突破,毕竟这其中涉及太多的因素。在七所大学当中就有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成立于1919年,晚于南开中学,已是百年老校,原来还是很有名的,曾经与清华北大共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而西南联大的名声那是不用说的。即使在1952高校院系调整之后也有一种传说,南开大学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齐名,即所谓“北清复开”。正因为如此,在百年校庆中,该校提出重现“北清复开”辉煌。重现昔日辉煌虽然很有气势,但却也表明今不如昔,现实当中的南开大学已经与北、清、复拉开了距离。有的称之为衰落或没落,有的则认为并无所谓衰落或没落之说,因为在历史上南开大学与前三校根本就没有同框过,何来衰落或没落。其实,谈论这些没有丝毫意义,不过是打嘴巴仗。我们可以看一个事实。在1989年国内第一个高校榜单中,在理科重点大学中,是“南北、复武、开中”齐名,这是当时的理科六强,即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属于工科重点大学,当时与西交、浙大、天大、华工、大工同框,属于工科六强。北大与清华没有同框,也不会与南开同框。不论如何说,在三十年前,南开大学还是很不错的,但在三十年后的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南开大学的综合实力虽然仍然极强,拥有14个A类学科,却排在所有高校第12至18位,与南大、武大、复旦、中大拉开了距离,连个A+学科都没有,成为一个遗憾。其实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南开大学还是有A+的(尽管当时说法不同),化学与南京大学并列第2(第四轮则为第4至7名),世界史与东北师范大学并列第2(第四轮为则第3至第5名)。从对比结果看,第三轮到第四轮,南开大学丢失了两个A+。好在,丢失A+的时间并不算长,退步的幅度也应该极小,从逻辑上讲得而复失的机会极大。既然第三轮到第四轮之间丢失,那么从第四轮到第五轮经过奋发而为,重回A+水平也并不是做不到的事。那么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南开大学能否收获A+学科呢?如果能,又能收获几个A+学科呢?这得进行一下具体分析,不能凭情绪或是主观愿意,毕竟学科评估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一)不能排除从A-学科跃升到A+学科的可能性。
南开大学有14个A类学科,分别是5个A学科和9个A-学科。5个A学科:理论经济学,数学,化学,统计学,工商管理。9个A-学科:应用经济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世界史,物理学,生物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从学科发展规律看,五年时间要实现跳跃式发展是比较困难的,也就是说从A-直接进入A+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从9个A-学科看,应用经济学、世界史是南开的强势学科,世界史曾经位列第二(按照第四轮学科评估办法应该是A+)。这两个学科还是有可能跳入A+学科行列的。应用经济学——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南开大学与清华、上财、西财并列第6,排在第6-9的位置。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南开大学排在第8-15名之间,与清华、复旦、山大、中财、西财、江西财大、西安交大并列,人大、北大和央财是A+。这就是说,南开大学要在应用经济学方面成为A+,必须越过对外经贸、东北财大、上海财大和厦门大学,而且第四轮中的三个A+还得有滑坡的。出现这种可能性多大?世界史——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南开大学与东北师大并列第2,也就是前三的位置。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南开大学与东北师大、首都师大并列A-,属于第3-第5的位置。从这个学科看,各校实力变化很大,东北师大与南开大学虽然基本保持了实力,但华东师大由原来的第七八位跃升到前二位,与北大成为A+,把南开与东北师大往后挤了一挤。既然华东师大能够有如此大的跃升,应该相信南开大学也是有可能的,不能排除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南开大学的世界史重回前二的可能性。(二)5个A学科最有可能上升到A+学科。
在南开大学的理论经济学、数学、化学、统计学、工商管理5个A学科中,最有可能出现A+学科。因为其中的化学曾经就是A+学科水平,数学也是南开传统强势学科。数学——南开的数学学科曾有“南开学派”之称,可见何等厉害。如果在2011年之前,在国内数学学科领域,只有北大敢说一定强过南开,其它高校则不敢如此说话。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南开的数学退步很大,只是并列第5的位置。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南开大学是第4-9的位置,说明原地踏步。数学不像工商管理等文科可能跳跃发展,微小进步就很困难。从目前情况看,南开大学要追上北大、复旦和山大还是很困难的。在各大榜单中,南开大学的数学最好排位也在第4之后。这个学科应该希望不是太大。在国家设施的数学中心中,南开大学并不在列。统计学——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南开大学与东北师大、上海财大、华东师大并列第四,是第4-7的位置。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南开大学与东北师大、华东师大、厦门大学并列A,是第3-6的位置,说明实力微升。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南开大学有可能继续上升,评为A+是有可能的。这是原来从数学学科分离出来的,也是南开大学的强项。工商管理——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人大、清华、上交、中大是四个A+,南开大学是A,差距不大。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前四名是人大、清华、中大和西交,这说明在第四轮评估中,上交取代了西交的位置。当时,上交的位置还低于南开,南开并列第六,上交并列第八。上交能够跳跃进步,南开也是有可能的。理论经济学——南开的实力一直不错,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并列第4,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还是前4的位置,而复旦大学进入到前二的位置,南京大学退到了第五的位置,南开大学超越了武汉大学(第三轮中是第3,车第四轮是第5)。在第五轮中,南开大学成为前二是有可能的。化学——南开大学最大的希望。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与南京大学并列第二位,仅次于北京大学,但是与第四的吉大、复旦差距极小。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清华、中科大强势超越南开,将南开挤到了第4-7的位置,与吉大、复旦、厦大并列,而南京大学却下滑到第8位以后。为何说化学是南开大学的最大希望呢?这是因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周其林领衔完成的“高效手性螺环催化剂的发现”项目荣获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都非常难得,一等奖就更不用说了。从2016到2020年,高校总共才获得3个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清华大学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获得2018年度自然科学一等奖,南开大学2019年度获得一等奖,复旦大学的“有序介孔高分子和碳材料的创制和应用”通过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初评。可见,南开大学的化学可能“一奖上位”而成为A+,这就是硬实力。(文末有相关链接,可以查阅最近五年各高校获奖情况)(三)南开大学可能“一奖”带动5个学科上位。
归纳一下上述分析:从14个A类学科看,南开大学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实现A+学科零的突破并不是问题,甚至有可能还不止收获一个A+。其中,化学希望最大,可能“一奖上位”为A+;理论经济学、工商管理、统计学也有可能上位到A+;昔日的A+世界史有望重新归位。如果这5个学科都成为A+,南开大学就会一鸣惊人,成为第五轮学科评估中的黑马,虽然不会实现“北清复开”同框,却会重现1989年的“南北、复武、开中”的辉煌。

国家自然科学奖,访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周其林

新华网北京1月10日电题:历时20年,发现手性螺环催化剂,将手性分子的合成效率提至新高度——访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周其林
新华网赵秋玥
手性螺环催化剂是新世纪不对称催化领域最重要的发现,已被广泛应用于不对称合成反应,成为合成手性分子的重要工具。
2020年1月10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周其林因为《高效手性螺环催化剂的发现》荣获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该项研究提出的增加配体骨架刚性提高手性催化剂效率的设计思想,对于发展新型手性催化剂具有指导意义。
鲜有人知的是,这项研究,周其林带领他的团队,整整攻克了20年。
究竟是怎样一种热爱,能够潜心20年,专攻一件事?
近期,新华网走进南开校园,近距离感受周其林研究团队,如何用严谨、勤奋催化出化学之美。
高效且应用广泛的“周氏催化剂”
手性是指物体与其镜像不能重叠的现象,如同人的左右手。从分子、原子等微观粒子到宏观物质世界,手性现象普遍存在。
据介绍,构成生命体的基本物质如蛋白石、DNA、糖等都具有手性,所以能够识别客体手性分子的对映异构体,这是手性化合物对映异构体具有不同生理活性的根本原因。
市售药物中,50%是手性药,在研的1200种新药中有820种是手性药,约占研发药物总数的70%。除了手性医药、农药外,手性已涉及香精香料、精细化学品和液晶材料等诸多领域。
据了解,不对称催化是合成手性分子的主要方法,是合成化学的前沿研究领域,其核心是手性催化剂。但是过去40年,由于缺少广谱性的手性配体基本骨架,真正高效、获得广泛应用的手性催化剂很少。
在周其林院士带领下,该团队经过20年探索,发现了一类全新的手性螺环配体骨架结构,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系列手性螺环催化剂,这些手性螺环催化剂具有广谱性,在许多不对称催化反应中都表现出优于其他手性催化剂的催化活性和对映选择性。例如,手性螺环铱催化剂在多种不饱和羧酸的不对称催化氢化反应中,都保持了目前最高的催化活性和对映选择性记录,在酮的不对称氢化反应中,更是取得了450万的催化转化数,成为迄今为止最高效的手性催化剂;手性螺环铜和铁催化剂解决了金属卡宾对杂原子-氢键不对称插入反应的对映选择性低下的难题,将其发展成为具有很高选择性的反应。手性螺环催化剂的发现和应用,将手性分子的合成效率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这些催化剂被国内外同行称为“周氏催化剂”,如今已成为合成化学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不仅被用于200多种不对称合成反应,还被制药公司用于多种手性药物的生产。
对于周其林及其团队所取得的突破,提名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在接受新华网采访中表示,周院士学术上最大的特点一是追求,二是严谨。“螺环骨架催化剂的发现突破了过去大家对螺环结构的认知,又带来了催化剂卓越的性能和对药物的生产所产生的价值,解决了原来的催化剂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无论从科学突破还是在科学界、产业界带来的影响,周院士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实至名归。”
另一名提名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评价道,手性螺环虽然是学术概念,但跟大众生活息息相关。首先,手性的领域很大,但在手性催化剂领域,是周先生团队在世界上率先提出手性螺环催化剂的设计思想,这体现了该项研究的性。其次,周先生团队又将这一设计思想变成事实,特别是在酮的不对称催化反应中的转化数达到450万,创造了手性催化效率记录。第三,手性螺旋催化剂具有普适性,能够大量推广,用于许多不对称催化反应,并有产业化的前景,对发明创造有很大贡献。
做深做透,才有可能攀登科学高峰
除了搞科研,教学也是周其林院士的重要工作。这里所说的教学,并非仅局限于给学生们上课。周其林不止一次对学院的教师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高校里做基础研究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对此,他给出的答案是通过研究来教育和培养学生,特别是研究生。“我们最好的科研成果其实是培养了很多人才,他们有的留在高校做科研,有的进入企业成为骨干,这就是我们教育最大的收获。”
也正是凭借严谨、勤奋、专注、努力的学风建设,周其林团队才取得了今天的收获。
“2000年,我成为周先生的一名研究生,为了让我们专心做研究,周先生不仅创造了很好的环境,引导我们思考,还根据每个人的特点,给予我们很大的发挥空间,鼓励做出自己的特色。”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副院长朱守非教授坦言。
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谢建华教授补充道:“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周先生非常严谨,给我们一遍遍批改,最后全篇文章批注、修改都是红色,所以我们的数据非常严谨。”
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王立新高工对此深有感触,她说,与周先生一起工作的这20年,是每天都在学习的20年。“我在实验室主要负责分析工作,以我们学生合成手性化合物后要做的色谱分析为例,假如手性化合物在色谱图上出峰需要100分钟,周先生就会要求学生做到200分钟,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看样品是否含有其它杂质,并且保证目标化合物在色谱图中处于坐标的中心位置,呈现严谨的图像。”
王立新进一步补充道,每个周六下午是我们实验室的组会时间,已经坚持了二十年,从未间断。周先生出差时,如果赶上谢老师和朱老师不在,他周六就会赶回来,拎着行李箱直接来到实验室和学生们开组会。
“我回国刚到南开化学学院工作那几年,周先生自己没怎么发表论文,都是鼓励学生去潜心做科研。他对每个学生选题、开题、报告,都有原始数据和过程记录。”陈军说道,“周先生在做院长期间对院里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科学研究等方面抓得很紧,要求老师和学生们追求。特别是在基础研究上,要求我们一定要做深做透,这样才可能去攀登科学高峰。正是周先生倡导的严谨、勤奋、创新的学风建设,为今天化学院取得的成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其林团队:周其林(右二)、朱守非(右一)、王立新(右三)、谢建华(后排左二),图片由周其林团队提供。
强调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每天早上七八点到实验室,晚上八九点左右离开,离开前和实验室的学生一一交流,一周6个工作日,这是周其林二十几年来日复一日的周期运转。
对此,周其林笑称,现在下班时间已提前了。“50岁以前我一般21点以后回去,过了50岁是20点以后回去,现在超过60岁了,逐渐19点以后就回去了。估计到70岁,可能18点以后下班,80岁以后能实现17点以后下班。”周其林说。
20年,专心研究一个内容?苦不苦?
周其林坦言,对做研究的人来说,如果这不是自己所喜欢的,每天坐在办公室里不回家,那肯定太辛苦了。但对于喜欢的人来说,有空就往办公室、实验室跑,和学生们天天探讨未知,有一种好奇心的满足,所以觉得非常快乐。20年来从事手性螺环催化剂研究,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并不辛苦。但是,我们实验室成员的家人肯定有怨言,但他们依然选择了支持,为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我们很感激他们。
“我们从事手性螺环催化剂研究,属于基础科学研究。其实现在很多困扰我们的问题,表面上看是技术问题,其实根源是基础研究没有做扎实,很多领域的基本科学问题没有弄清楚所以做不出性的成果。创新是全链条创新,各行各业、各个阶段都需要创新,但最基础的源头创新一定是从基础研究中来。”周其林说。
对于广大科技工作者,周其林建议,世界上没有最好的工作,只有最适合你的工作。一定要找准自己喜欢的领域,坚持研究下去,然后享受这个过程。“做自己喜欢的事本身就是最幸福的。”
此外,周其林还强调,做科研一定要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因为做研究就是要发现未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从质疑入手,怀疑现有的原理、定理、条条框框。“比如一个药物,不能因为它已经使用了一百年了就不去研究它的副作用了。那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关于未来,周其林表示,手性螺环催化剂将不再是他们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对于高效手性螺环催化剂而言,我们已经完成从0到1的突破,今后应该交给应用领域的科学家,把它广泛应用于药物、农业、香精香料等行业。我们团队未来的研究重心将转向新的方向,例如生物质转化、生物活性天然产物合成和丰产金属催化反应等领域,依然是基础科学研究,希望为科学、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做一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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